聚焦：“稅負問題”如何看 專家學者如是說
來源：中國稅務報 作者：中國稅務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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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實，關于中國宏觀稅負高不高，企業稅負重不重的問題，多年來一直是社會各界關注的話題。全國政協委員、瑞華會計師事務所管理合伙人張連起認為，討論稅負問題，首先要區分“稅收負擔”和“總體負擔”這兩個概念。“改革開放之初，我國企業以勞動加工密集型制造為主，現在隨著產業轉型升級，企業的一系列成本，包括財務、利息、稅費、物流、用能、人工和用地成本都在增加，導致企業感到總體負擔重。”在多年與企業接觸中，張連起感受深的是，制造業利潤太微薄了，只有5個百分點，而這點兒利潤稍不注意就沒有了。“東北的企業，一個電費就把利潤全吃光了，物流費就更不用說了。”張連起曾做過企業收費項目統計，他指出，各種收費項目轉化成企業負擔，使企業不堪重負。而一些企業和個人又分不清稅與費，人們就會把這些費用都歸結為稅收，也是導致公眾認為稅收負擔重的一個主要原因。
長期以來，稅費問題被混淆，稅負問題中包含的收費問題始終存在。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岳樹民指出，實際上，如果從總體情況上看，企業各種負擔疊加起來確實較重。由于公眾大都是非專業人士，在這種情況下更容易將稅與費混淆而談。
那么，該如何理性看待企業稅負問題？岳樹民指出，對于稅負問題，討論絕對額和相對額都沒有太大意義，關鍵要看為什么要繳納這個稅，同時，比較國內和國外的稅負也沒有意義，比如比較增值稅負擔，國內、國外的增值稅稅基、稅率和抵扣比例都是不一樣的。我國的稅制以對法人課稅為主，對自然人課稅較少。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逐步提高直接稅的比重，在人均收入水平比較低的情況下，逐步提高直接稅的比重是現實選擇。此外，討論企業稅負重還是輕還有一個問題，就是過去的稅收征管可能不是很嚴格，企業少繳不繳稅的情況較多，名義稅負與實際稅負相差較大。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張斌認為，近年來，稅收征管效率逐步提高，金稅三期上線和營改增試點全面推開，征管效率大幅度提高，實際稅負有可能增加。對此，岳樹民認為，討論稅負問題要考慮到改革的配套性，包括稅制改革、企業定價機制等改革，單獨說稅負問題是不全面的。
稅負之爭的背后，反映的企業對降成本的期待。稅收負擔作為企業成本負擔的一部分，“降成本有利于企業的創新和發展”，北京國家會計學院財稅政策與應用研究所所長李旭紅指出，在我國稅和費連在一起，不能只減稅不降費。
值得關注的是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明確提出，要在減稅、降費、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，降低各類交易成本特別是制度性交易成本，減少審批環節，降低各類中介評估費用，降低企業用能成本，降低物流成本，提高勞動力市場靈活性，推動企業眼睛向內降本增效。
科學認識稅負 發出理性聲音
岳樹民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、教授
稅負問題由來已久，媒體幾乎每年都有關于稅負的討論，不少企業家和專家學者在談論稅負問題時，有些觀點是片面的，甚至是錯誤的。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，我認為有五個方面的原因。
第一，對稅負問題的認識不全面。從企業家到媒體，再到公眾，一些人對稅收問題和稅負問題沒有科學的認識，沒能把稅收與自己享受的政府服務聯系起來，總認為稅不應該繳那么多，沒有把繳稅與政府行使職能需要資金相聯系。對于企業來說，一些企業家對稅收的看法與其他支出不一樣，往往認為過路費等開支甚至高利率都是可以接受的，唯有稅收不合理，不可接受。對于稅負問題，討論絕對額和相對額都沒有太大的意義，關鍵要看為什么要繳稅。同時，比較國內和國外的稅負也沒有太大意義。比如比較增值稅稅負，國內、國外增值稅的稅基、稅率和抵扣并不都是一樣的。由于對稅負問題的認識不全面，導致不少人只看到不好的地方，而看不到好的地方。
第二，對稅負問題的關注方向有局限。到底應該關注企業的稅負、消費者的稅負，還是投資者的稅負？現在一些人的關注點聚焦在企業身上。這和我國長期以來的稅收制度建設有關，我國的稅制以對法人課稅為主，對自然人課稅較少。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逐步提高直接稅的比重，在人均收入水平比較低的情況下，逐步提高直接稅的比重是現實選擇。討論企業稅負輕重還有一個問題，就是過去的稅收征管可能不是很嚴格，企業少繳或者不繳稅的情況較多。隨著現在稅收征管越來越嚴格，雖然我國的稅制沒有變化，稅率沒有提高，但是把一些稅收漏洞堵住了，有些企業就會覺得稅負比過去重了。當然，也不能說企業現在稅負不重，但我們討論稅負問題要考慮到改革的配套性，包括稅制改革、企業定價機制等改革是否配套，單獨看稅負問題是不全面的。
第三，反映稅負情況的聲音渠道單一。可以說，我國現在進入“稅收時代”，幾乎任何經濟活動和取得任何收入都涉及稅收問題，而平時我們聽到的幾乎都是稅負重的人站出來說話，而稅負輕的人往往是不會發聲的。
第四，“稅”和“費”的問題被混淆。通過長期的研究我們發現，無論是大口徑，還是小口徑，稅負問題中包含的收費問題始終存在，很多人并不能將收費與收稅很好地區分開來。不僅如此，有時候看納稅人列出的稅收清單，竟然把請客吃飯和送禮的費用統統算在里面。
第五，稅收宣傳報道的導向作用值得反思。通過多年的稅收宣傳，在納稅人的納稅意識增強的同時，公眾維權的法律意識也在增強。但在如今的報道中，非主流媒體對稅收的片面報道比比皆是，還有一些媒體把稅收“妖魔化”，逢稅必批，反而能獲得高點擊率，而主流媒體的正面宣傳往往不到位。我認為，關于稅收問題的報道，政府應該管起來，爭論性、批評性報道可以有，但不允許夸大的、理解錯的報道，否則會嚴重誤導公眾，危害社會。
征管效率提高影響實際稅負
張斌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助理、研究員
我國增值稅的標準稅率從1994年稅制改革以來一直是17%，為什么當時不是“死亡稅率”，現在增值稅減收了5000多億元，卻成“死亡稅率”了呢？原因在于，過去稅是多一點，但賺的也多；現在生意不好，經濟下行，企業困難，財政也困難，所以企業感覺營改增雖然減稅了，但別的負擔卻增加了，總體稅負增加了。
除上述原因外，過去，稅務機關的征稅理念似乎是寬征窄用，即名義稅率定高一些，征收率低一些，實際稅負也低一些。近年來，稅收征管效率逐步提高，金稅三期上線，大幅度提高了征管效率，實際稅負有可能增加。
需要指出的是，稅負問題涉及稅收環境。銀行的營商報告里關于稅收環境的排名，我國排在120多名。他們的計算方法是將名義稅負、而且是高名義稅負相加。比如一家跨國公司，企業所得稅按25%計算，增值稅按17%計算，這兩個稅率直接相加為42%，就很有震撼力。我認為這樣是不對的，曾和他們商榷過。
分清稅與費后再來談稅負
李旭紅 北京國家會計學院財稅政策與應用研究所所長
降低稅負有利于企業的創新和發展，政府的態度和民眾的期待是一致的。國家積極的財政政策要么減稅，要么發債。目前，在整個宏觀經濟層面上，我國以減稅作為財政政策的重要抓手。但是減負是比較復雜的，可能存在稅減下來，但費沒降下來，所以企業沒有感到減負。
之前，我們說增值稅總額是下降的，那么增值稅的總額是什么？是社會的總體銷項和總體進項之差乘以稅率。這個稅負降下來，不代表企業降負，因為口徑不一樣，一個是宏觀稅負，一個是微觀稅負。
從企業角度來看，稅負問題主要指微觀稅負。目前，企業在核算微觀稅負的過程中，存在著稅費不清的問題。現在需要做的是清費立稅，但操作起來非常困難，特別是在經濟下行、地方財政也面臨收入壓力時。
應區分稅收負擔和總體負擔
張連起 全國政協委員、瑞華會計師事務所管理合伙人
今天我們討論的主題是“稅負問題”，我們首先要區分“稅收負擔”和“總體負擔”這兩個概念。隨著產業轉型升級，企業的一系列成本，如稅費、物流成本、用能成本和人工成本都在增加，導致企業感到總體負擔重。
企業成本壓力大，特別是制造業的成本壓力大，是一個繞不過去的話題。說到成本大家很容易把它歸結到稅費上。對企業來說，現在有很多費的支出很大，有些支出缺乏合法性、合理性。各種費用疊加在一起，企業和民眾分不清稅與費，容易把這些費用都歸結為稅收，認為凡是政府收的就都是稅。
從營改增效果而言，減稅是無疑的。具體到企業，不同企業感觸不同。我接觸的很多企業，生產性服務業營改增后普遍降低了2個～3個百分點。對制造業來說，以前購買生產服務業的服務不能抵扣，現在可以充分抵扣，這對于企業創新驅動、研發有重要的支撐作用。即使對那些不能完全抵扣的企業來說，減稅效應也是有的。至于一些以前報稅不充分的企業，就另當別論了，因為抵扣制度本身使原來的少繳稅的空間被壓縮了，相應感到稅增加，沒得優惠。總體上，營改增的減稅效應是明顯的。
我們在充分肯定營改增的同時，還要進一步推進營改增制度的完善，發揮增值稅的中性效應。具體來說，一要進一步完善抵扣鏈條，比如解決留抵稅額長期不能抵扣的問題；二要逐漸降低增值稅稅率，將增值稅17%的稅率減至13%。
稅改方向在于清費立稅
陳文東 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學研究所研究員
在“死亡稅率”的討論中，有理性探討，也有情緒化表達。這種爭論應在科學客觀和理性的共同話語平臺上開展，才可能把問題說清楚。
首先，企業普遍反映負擔重是客觀存在的，但原因不全在稅收。近年來，稅制改革一直以減稅為政策導向開展，企業的“稅感”重其實是對包含大量基金和收費而形成的總體負擔的感覺，只是以稅收為靶向作出表達。企業家不是財務和稅務專家，但學者則應另論。以利潤甚至以凈利潤作為分母衡量微觀企業負擔，從財務分析角度看值得商榷。
其次，關于宏觀稅負，除了討論多年的口徑問題外，其實還有統計上的問題。例如，對于股票、二手房等存量資產的交易及其持有收益的征稅，土地出讓金等政府財產性收入，其來源都與當期GDP無關，計算宏觀稅負時卻未作相應扣除。所以，指標本身的科學性存在改進空間。
后，稅收是文明的對價，不能被“妖魔化”。稅制改革方向在于清費立稅、優化稅制結構和推進財政預算制度改革，提升全社會的獲得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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